隨著科技發展重心轉移，創投基金的投資方向也出現變化。彼得提爾（Peter Thiel）旗下的創投基金 Founders Fund 在完成先前的 460 億美元成長基金後不到一年，正準備推出規模約 600 億美元的新基金「Growth IV」。據報導，新基金約有 150 億美元來自 Founders Fund 合夥人的個人出資，並吸引了眾多機構和投資人的濃厚興趣，外部認購需求超過了基金的規模。

除了頂級基金的雄厚資本實力外，作為矽谷最具意識形態驅動的資本實體之一，Founders Fund 最新一輪的募資，也清楚表明了其投資重點：人工智慧（AI）、國防科技、航太以及「國家能力」再次成為資本投資的核心主題。

Founders Fund 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與科技相關的政治想像融入到投資實務中。從 SpaceX、Palantir、Anduril 到 Stripe 和 OpenAI，Founders Fund 建立了一個橫跨國家基礎能力和平台技術的投資組合，直接將自己嵌入到國家能力中，成為安全、情報、航太、產業和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近年來，矽谷科技菁英向右翼意識形態轉變已成為一種明顯的趨勢。這些所謂的「科技右派」通常認為，技術進步、資本和高素質菁英應該引導社會發展方向，同時他們也鄙視進步的文化政治、厭惡嚴厲的監管，並越來越願意將科技與國家力量結合。

許多人將這種現象描述為矽谷「入侵」五角大廈。但事實上，矽谷從未真正與美國國家機器分離。今天所見的，只不過是這種關係的重新顯現。在網路時代，公眾將矽谷浪漫化為一個充滿科技天才、反官僚、反政府，完全透過自由市場原則成長的世界。然而，從歷史上看，矽谷的誕生與國防承包和國家研究體系有著深厚的淵源。

1960 年代，Fairchild Semiconductor 幫助美國成為太空探索和電腦革命的領導者。在冷戰時期，史丹佛大學等頂尖大學承接了許多與國防相關的研究項目，而新興的電子新創公司主要為軍方和政府客戶服務。因此，早期高科技產業的創新和成長與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密切相關。例如，現代網際網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畫署（DARPA）的一個項目。

此外，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阿波羅計畫透過其對積體電路的嚴格規範和採購需求，大大促進了半導體製造的發展和成熟，一旦製造流程成熟，也促進了成本的快速降低。這意味著早期的晶片並非先在民用市場證明自己，然後才進入國家系統，而是最初由國家需求推動，然後才逐漸商業化。

這也是彼得提爾及其盟友目前的戰略舉措被描述為復興某種「冷戰式科技民族主義模式」的原因。不同之處在於，冷戰時期的主要參與者主要是政府實驗室、DARPA、NASA 和傳統承包商，而今天的新主角已轉向由創投支持的軍民兩用技術平台。五角大廈並未退出，而是主動將創新源頭讓給商業科技生態系統。

在科技右派陣營中，a16z 在資本市場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其今年稍早的 150 億美元巨額募資，直接佔據了美國創投基金總額的近 18%。近年來，a16z 也採取了明顯的右傾姿態，不再滿足於僅僅是一家消費者網路基金。它已開始將「國家利益」納入其投資敘事中。a16z 甚至設立了一項專門的「美國活力」倡議，旨在投資於支持國家利益的公司，範圍涵蓋國防、製造業、供應鏈、教育、住房和公共安全。

根據《Reuters》報導，a16z 甚至計劃籌集 200 億美元的人工智慧（AI）巨額基金，其核心目標是將全球資本引導至美國本土的人工智慧（AI）公司。相比之下，提爾的 Founders Fund 傾向於將投資集中在少數「文明級公司」上，寧願在極少數的贏家身上加倍下注。

隨著這些公司不僅提供面向消費者的應用程式，還提供國家數據平台、政府軟體或衛星網路，並逐漸成為機構和基礎設施框架的一部分，問題已從普通投資人是否可以分享成長紅利，轉變為私人資本是否正在搶先佔據對國家和社會未來運作至關重要的關鍵介面，而公眾的問責相對有限。

這種資本集中化、國家能力平台化以及技術監管相對滯後的現象，可能對民主社會構成挑戰：當基礎設施、國家能力和資本回報更加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時，誰能保有足夠的機構能力在它們真正越界之前施加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