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類要求,大邱大學(Daegu University)經濟金融通商學教授 Kim Yang-hee 分析指出,韓國在面對美國的貿易壓力時,應認識到其在半導體、造船、核能及電池等領域的製造實力,使得韓國在美國陣營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她強調,韓國應將自身定位為「戰略節點國」,意指在經濟、技術與安全的多邊全球網絡中,扮演關鍵且難以替代的功能,並將此轉化為戰略自主性的來源。
Kim Yang-hee 教授進一步建議,韓國在評估對美投資時,不應僅限於商業上的金融效益(F),更應納入產業政策效益(I)與經濟安全效益(ES)。產業政策效益包括韓國企業參與設備供應、工程採購與建造(EPC)及運營,藉此進入美國市場並實現產業目標;經濟安全效益則指透過強化供應鏈、能源、技術及戰略市場准入,最大限度地提升國家經濟安全利益。她指出,日本在處理大型投資專案時,傾向於細分並嚴格控制貸款金額,並在必要時暫緩撥款,例如在小型模組化反應堆(SMR)專案中,日本曾因法律不確定性而暫停資金撥付。這顯示韓國在進行後續融資時,必須基於新的資訊進行審慎的投資判斷,而非自動延續,以有效控制「沉沒成本」。